封城之下的生日

时至今日，我已被封在家整整四周了，但这个日子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重特殊的意义：今天是我生日。

我得承认，就在一个月前，我都不曾料想到，自己会在封城中迎来自己的生日，那看起来多少像是个荒诞的反乌托邦笑话。然而，它就这么发生了。那种感觉，就好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，但却既可悲又值得庆幸地仍然保有着人类的意识。

那可能也是一份意外的生日礼物。卡尔维诺《意大利童话》一书的序言里说：“人一旦被异化、被分裂，沦落为非人的困境，他立时比自我完整时更能确切而深刻地理解周围的现实面貌，理解他作为正常人时完全忽略或无法理解的事物。”

以前，这对我来说是抽象的理论，现在变成了切身的感知。当时代的大浪涌来，我和这座城市的所有人都被瞬间淹没，在深深的水底，无法正常呼吸，但睁开眼睛时，也看到了平常无法看见、乃至无法理解的现实。那是属于我们的启示录，从中获得什么启示，将决定我们今后如何生活。

前些天，有外地朋友问我心情如何，她知道我有家族遗传的轻度高血压，担心我情绪太波动。还好，我并不焦躁，无悲无喜。虽然身在重灾区浦东，但我反倒获得了一种风暴眼中的平静。

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，但我在看待当下密集发生的现实事件时，既有一种置身其中的切身感，又有一种数十年后回望历史的距离感。当你看清这时代人命如蝼蚁，距离野蛮仅有一步之遥时，更需要冷静下来，想清楚自己的余生应该做什么。

我的人生已过半，极有可能只剩下短短三四十年了，不能浪费在那些愚蠢的事情上。在余下的时光里能创造什么、留下什么，将证明我曾活过，并决定我在死后还能活多久。

堂妹有一次打电话给我，我也说起人生已半。她轻笑了一下说，哥哥，你比我乐观，我觉得剩下的日子已经没有一半那么多了。她比我小两岁，但是她说，想起她父亲一向健康，谁料想六十多就得绝症没了，人生如此无常，年轻时的很多欲念都淡了，就放过自己和孩子，过好每一天吧。

我已经45岁了。父亲这岁数时，我已满18岁，正面临高考最严峻的关头。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，仿佛就在昨天，但那时太年轻，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像父亲那么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。

22岁，在歙县渔梁坝

回想起来，我到现在为止的人生，其实算得平顺。如果以每九年为一个阶段，它可以整齐地分为五段：最初的九年，我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，作为一个少不更事的乡下少年，生活在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；10岁，在西北多年的父亲回来了，我的人生也逐渐清晰，尤其在进入高中后，在那里遇到一生的知交张晖，都是小地方的年轻人，我们那时对岛外的世界有着许多相似的憧憬，那是值得带进坟墓的记忆。

18岁，在高考失利后，我迎来了可能是人生中最严重的精神危机。后来想想，如果迟早要幻灭，那早一点幻灭或许还是好的。那一年，我的学术理想破灭了，尽管在别人看来或许只是无病呻吟，但对当时我来说，是毫不夸张的毁灭性打击。一年之后，我才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出泥淖。

在那之后，我没有再被什么击溃过。这场精神危机让我清楚地意识到，自己既非天才，原先的梦想也千疮百孔，我被迫收敛自我，在现实生活的夹缝中活下去，但仍要保留无法熄灭的残存梦想。笛卡尔说得对，“只有在寸草不生的绝望地基上，才能安全地建造灵魂的居所。”

在那之后的整整九年，是我荒芜的青春期，工作后满负荷的忙碌，更使我一度烦躁地读不下任何书。重新开始阅读写作时，我已经27岁了，年少时的梦想似乎已离我远去。开始那两年，我记得还有朋友争论过，像维舟这样很难被归类的写作，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。说实话，我自己都没想过。

那是很随心写作的九年，我有本职工作养家糊口，也不指望能靠写作养活自己，那在国内毕竟太难。2013年，张晖的英年早逝，给了我沉重一击。那一年我36岁，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盛年不再，也重新省察自己过往人生的意义，在那之前，我并没有真正活过。

那时我理解了村上春树说的，超过了一定年龄，所谓人生，无非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。对你人生很宝贵的东西会一个接一个，像梳子豁了齿一样从手中滑落。但我想补充的是，当这些丧失时，记忆和写作是唯一保存它们的方式。我将竭尽全力确保它们在我的记忆里永生。

在那之后的九年，我又经历了许多。当然，就像许多人一样，可能冲击最大的是2020年爆发的疫情和几个月后自己的失业。和18岁那时不一样，这次我很平静地就接受了，对我来说，那是“换一种活法”的契机。或许那没什么不好。

有一年在莫尔道嘎

实际上，我觉得自己比早年自由了，只不过那更多指向内心而不是外部。我不再那么屈从于生活现实，而更坚持把自己的时间留着去做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，因为我余下的时间是有限的。

我当然知道，我们所熟知的过往，这两年来已被反复摧毁，成为一地废墟，甚至不知道下一轮轰炸什么时候到来。那位失聪的诗人伊利亚·卡明斯基在2018年4月写下的仅有两句的短诗《问题》，就像是我们时代的预言：“什么是人？/两次连续轰炸之间的寂静。”

他和我同岁，出生于铁幕之下的苏联，1993年以难民身份到美国，第二年在父亲去世后开始写诗。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：“我选择英语，因为我的家人和朋友没人懂这种语言，和我说话的人没人能读我写的东西。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语言，那是一个平行现实，一个疯狂而美丽的自由。它仍然是。”

我能理解他这种感受，有时我也觉得（虽然这说起来可能显得有几分令人不快的傲慢），虽然自己是用母语写作，但周围很多人同样并不理解我的语言。同一种语言把我们分隔开。

我不会别的技艺，但还是可以用语言来创造一个可供栖居其中的精神掩体。这就是黑格尔曾说过的，艺术家会“为他自己设想出并回复到一种独特的与世隔绝的状态，这种隔绝使他能够找回那些已经失落的东西”。

时代的变动不会到此为止，有时就像索尔仁尼琴笔下那个巨大的红轮，你倚靠着它昏昏欲睡，但是它却忽然开始以不可阻挡的力量转动起来，勾起你的衣物，甚至要把你整个人卷进巨大的齿轮装置中去。对我们每个人而言，这都是恐怖的现实。在被碾压之前，我们需要留下自己曾真正活过的证据，而除了发声、创造之外，别无他途。

人生如负重远行，不可急躁。人过中年，我所负的重量可能更多了，而远行之路也可能更崎岖了，但也因此，更不可急躁，那不过就是人生日常。

我在想，卡夫卡笔下的《变形记》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——格里高利并不是突然发现自己变成甲虫，而是背负厚重甲壳才是他生活的真相，原先为人的日子才是一场梦。不过，没有关系，有梦有记忆也是好事，也能让他发现残酷真相时，坚持自我，“我曾经是个人”，仅仅这个想法本身，就是坚不可摧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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